近年来,关于华为逃离深圳的消息,时不时就会在媒体圈传出。7月1日,华为跑了的消息再次传来。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一张来自华为内部微信群的截图透露了搬迁事宜的细节: 7月1日,华为公司正式搬迁,40辆8吨货车,共60车次,搬迁车辆将往返深圳和东莞松
华为回应:
此前,央视《经济之声》栏目评论员曾撰文谈到房价对于制造业的影响:
别让华为跑了 文︱悦涛。本文摘编自微信公众号“深圳经济观察”,首发于2016年5月,原文有删减,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1、假如没有华为,龙岗将会怎样 2016年5月,深圳龙岗在一份针对前两月经济分析的报告中反复提到华为。报告首先表示2016年前两月经济“开门红”,工业消费都增长,财政收入增长得更是不要不要的(增速将近50%)。 但是,剔除华为,龙岗区工业产值下降14%! “1-2月,华为产值占我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47%以上,并且产值增速将近40%,比全区水平高出将近25个百分点,若剔除华为,我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则下降14.3%。 一直以来,华为都为我区创造着巨大的产值和税收,但也存在隐忧。2012年,基于业务需要,华为在松山湖注册了华为终端(东莞)有限公司,虽然华为核心部门仍在我区,但华为部分业务存在迁走的可能。 我区一直以来都是以发展工业经济为主,近年来第三产业的所占比重以及质量都有所提高,在追求产业结构升级、经济转型的同时,我区不能失去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工业,因此,服务华为以及发展除华为外的整个工业经济至关重要。” 报告呼吁: “服务华为,马上就办! 华为不仅为我区带来了巨大的税收和工业总产值上的贡献,而且因为其在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的地位,坂田街道乃至我区也逐渐获得全国乃至国际上的关注,间接推动了我区的旧改及城市更新项目,另外还给房地产市场带来了巨大的购买力。 因此,服务好华为的重要举措包括:一是要加快我区坂田街道的旧改及城市更新速度,以吉华路(坂田段)为例,2009年完成立项, 直到2011年底才开工,目前施工仍在进行,加快旧改速度至关重要;二是华为的周边配套设施不到位,应加快医院、学校、商场等生活配套设施的建设,保证质量高,与华为的地位相匹配;三是以华为的合理诉求为导向,相关部门联动,及时解决问题。” 以上,是报告中关于华为的部分。明显感觉出政府对华为外迁的焦虑和担心。从目前情势看,华为的终端部门大概整体都要搬迁到东莞。如果搬迁效果好,不排除其它部门的继续跟进。 2、华为已是东莞第一纳税人 华为松山湖基地占地面积1900亩,而且还在追加置地。华为在深圳占有的土地总面积为2460亩。二者已是旗鼓相当。
东莞这么大的面积,怕不止是给华为终端准备的。基本上想全搬过去,也是够用的。其它手机厂商,也没用这么大的办公区。 而且华为旗下的绿苑公司,2015年在东莞连买两块商住用地,建筑面积分别达20万㎡和11万㎡。其中一块地经历49轮竞拍拿下。也就花了7个多亿,楼面价平均2000多元。在深圳,再加个零,也未必能拿到。 东莞在2106年年初就喜滋滋地对外宣布,2015年的企业纳税排行榜,华为终端(东莞)有限公司拿下主营业务收入和纳税两个第一。官方未公布具体数据,但估计营收已到千亿级别,纳税额在20亿元左右。(2014年,华为东莞的纳税额还在10名开外,只有2.4亿元。) 对这些“宝宝”,东莞市倍加关爱。东莞市长袁宝成在年度工作总结大会上,特意将纳税额过亿元的73家企业代表座位,排在了全市党政机关的前面。 3、“华为科技城”把华为惹恼了 对这个无言的结局,深圳既捉急,又无力。手里的“宝宝”太多,没法给人家东莞那样的优待。实际上,至少龙岗区政府,对华为还是挺上心的。 华为的工业总产值占到龙岗规模工业产值的一半,纳税也是绝对的大头。龙岗区早在2010年就开始规划“华为科技城”,理由是解决华为周边的配套和环境。 2012年华为启动东莞基地之后,一位龙岗政府人员还和悦涛谈起这事,他所在部门经常给华为提供上门服务,得知外迁消息后,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希望别走。表示深圳提供的“一站式服务”水平,外地政府是达不到的,但是没能打动华为。 那之后,龙岗政府对华为密切关注。2013年有一个阶段,龙岗地税特别是个人所得税大幅下降。龙岗政府发现原因是华为把部分员工转移到了东莞纳税。 2015年上半年,为华为提供餐饮服务的点典餐饮有限公司营业额大幅下滑,就餐人数从13万多减少到10万多。政府人员前往调研,侧面印证华为留深人数在减少。 以上关爱华为的行动中,有一个不但不成功,而且招致华为的反感,那就是“华为科技城”。现在名字是“坂雪岗科技城”,是在华为的强烈要求下改的。因为这个科技城,跟华为没半毛钱关系。 该城起意于2009年底,政府表示帮华为解决周边配套和环境,顺手打造一个以华为为核心的新城。但是其中掺杂了太多利益,而且地产项目对华为概念的恶炒最终让华为无法忍受。 客观原因是,华为所在的坂雪岗片区,本身有大量历史遗留问题,拆迁量大、补偿金额高,还涉及规划上的修改。 到2011年,龙岗区政府宣称,“华为科技城”由政府投资110亿,华为投资200亿,共同打造科技新城。里面有华为国际会展中心、华为控股全球总部等等好东西。 大概一开始真是这么想的吧,华为也没反驳。 但是随后,这个地方不断挤进来各种地产项目,而且都是商业、住宅开发商。各类商业项目全都打上了华为的标签,大肆推介。 有的楼盘都已经卖出去了,宣称给华为的地块连旧改都没完成。看来看去,就是一个“炒”字。连华为自己的员工都糊涂了,弄啥嘞,这地儿到底跟我们将来有没有关系? 2015年5月,华为企业沟通部对员工澄清: “‘华为科技城’与华为没有任何关联,华为既不投资也不购买,与华为无关,该名下所有物业均与华为无关。未经华为许可而实用华为名义进行城市区域命名或房地产开发,是对华为的侵权,我们已致函相关政府部门,希望停止使用“华为科技城”这一名称。” 到这里,华为的表态已经很明显了。于是,“华为科技城”更名为“坂雪岗科技城”。 这里有官员个人问题,有难解的历史遗留问题(“违建”)。但最关键的还是这两年甚嚣尘上的炒作氛围,让实业和地产彻底走向了对立面。 任正非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明确表达了对房地产泡沫的厌恶。 “高成本最终会摧毁你的竞争力。而且现在有了高铁、网络、高速公路,活力分布的时代已经形成了,但不会聚集在高成本的地方。” “深圳房地产太多了,没有大块的工业用地了。大家知道大工业的发展,每一个公司都需要一定的空间发展。 工业现代化最主要的,要有土地来换取工业的成长。现在土地越来越少,越来越贵,产业成长的可能空间就会越来越小。这些人要有住房,要有生活设施。生活设施太贵了,企业就承载不起;生产成本太高了,工业就发展不起来。” 所谓的配套、环境,华为是有需求的,但不是商业综合体和高价楼盘,而是交通、教育和养老等民生问题。 在和龙岗政府的协调会上,华为方面表达的需求是: 1、地铁口黑车太多,影响员工接驳车和人身安全; 2、海外员工调回总部后户口在内地,小孩读书难; 3、海外员工父母在国内无人照顾,能否想办法解决? 政府方面均表示“马上就办”,并火速推进几千套华为员工宿舍的安居工程。 4、楼市火爆制造业萎缩,政府也怕了 或许是受华为外迁的触动,龙岗区对房地产泡沫开始警惕。在其2016年的某份经济分析的报告中提到,在楼市火爆的带动下,房地产投资额占到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74%,制造业投资大幅萎缩,同比下降60.4%,占比仅为5%。 这个数据,对龙岗来说,透着一股凉意。官方报告话语带着一丝不安: “制造业是我区的支柱行业,制造业不振将对我区未来的经济增长造成沉重的打击,因此在房地产行业投资火热的同时,应该要警惕制造业投资大幅萎缩的问题。” “尽管我区商品房市场销售近来比较火爆,不仅给开发商带来了巨额的利润,还给政府增加了一定的财政收入,然而疯狂的背后有几个弊端需要注意: 一是房价的上涨抬高了租金,给刚毕业的大学生等年轻人增加了生活负担,排挤了一部分有用之才到我区就业,同时商业办公及厂房的租金也被抬高,一些企业受困于成本的上升,不得不整个企业或者将部分经营活动迁出我区,这对我区经济总量的增长起到了负面的影响; 二是一部分企业主因为近年制造业盈利能力下降,也开始将资金投入到房地产开发当中,实体行业资金的抽离将使我区的工业经济受到打击; 三是金融杠杆是把双刃剑,目前市场上有部分购房者是借助中介公司、众筹、P2P、首付贷等杠杆来筹集首付完成购房的,这些杠杆虽然在初期一定程度上帮助了购房者,然而也加重了偿债负担,一旦房价出现了下行,这类投资者因出资额很低,更易弃房断供,从而进一步加大银行按揭贷款风险,影响到实体经济。” 在该报告最后,建议政府赶紧调控房地产: “一是相关部门要紧紧结合我市新出台的限购政策,对我区内的银行、P2P、小贷公司等机构高杠杆放贷、放大金融风险的情况进行排查,梳理出产品模式和涉及金额,抑制中介机构炒房行为; 二是要加大力度建设保障房,优化住房供给结构,有效遏制目前我区房价增加过快的势头; 三是贯彻落实我市最新的房产交易评估价格及二手房交易增值税政策,抑制投机的购房行为。” 但是这些都是亡羊补牢,当务之急是“不要让华为跑了”。所以在另一份报告里,针对华为建议发展“母厂经济和相关信息服务业”: “近年来,随着龙岗区可用土地面积的减少,许多制造业公司(包括华为)开始将部分产能外迁。建议对经济和税收贡献较大的优质企业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使其“母厂”(研发中心、生产展示中心、销售中心等)留在龙岗区,减少其搬迁对经济和税收的影响;同时可以利用这些企业的影响,培育关联的现代服务业,巩固税源。” 写到这里,真心感叹,华为是一家多么牛的企业。在联想跑去深圳湾盖大楼的时候,他跑到东莞闷头搞生产。远离喧嚣,对抗全社会的浮躁。 5、抢商大战,地方政府需要什么
不能再逃避的现实是,科技业和地产业之间的矛盾已经显性化。如果像华为这样的高利润企业都不愿忍受高房价,其它的“高端”企业就能承受? “一线城市”也必须醒醒了!尤其是,如果本身没有全国垄断性的行政、文化、人才的集聚优势,城市命脉系于产业,更输不起。因为招商引资只能解一时之渴,解决不了投资回报率的问题。后者,才是决定企业去留的根本因素。 对政府刻意主导的“转型”,任正非并不认可:华为就是从“落后工厂”起家的,所有高科技公司都是从“低科技”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你只要给他条件,他就会改进自己、赶超自己,慢慢就会发展。”而不是把科技“泡沫化、大跃进”。 “世界的中心在哪里?不知道,会分散化,会去低成本的地方。”这是任正非的答案。 华为的深莞之争,意味着地方政府的抢商大战正在升级。每个地方都在抢人、抢钱、抢资产。伴随着各种口号和概念。 地方政府到底需要什么?任正非给的是小学生式的指标:“低成本、法治、不干预。”其它的,交给企业去做。 与其去挽留一个不爱你的人,不如做最好的自己。对地方政府来说,明白这点有多难? 拓展阅读 没炒股、没做房地产,这是华为中国第一的真正原因 2016年5月,新华社记者走进位于深圳龙岗坂田的华为总部,与任正非面对面,进行了3个多小时的访谈。 在访谈中,任正非就谈到了“逃离深圳”的问题,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记者 | 赵东辉、李斌、刘诗平、蔡国兆、彭勇、何雨欣 本文摘编自新华社客户端。 一、管住“两条堤坝”:“政府最主要还是建立规则” 记者:在深圳,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怎样?您对政府有什么建议? 任正非:深圳市政府做得比较好的一点,是政府基本不干预企业的具体运作。法治化、市场化,其实政府只要管住这两条堤坝,企业在堤坝内有序运营,就不要管。政府最主要还是建立规则,在法治化和市场化方面给企业提供最有力的保障。 记者:深圳创新型经济如何走在全国前列? 任正非:深圳就是要率先实现法治化、市场化,这方面要走在全国前面。打知识产权官司,法庭要公正判决。 记者:过去有一个阶段,珠三角地区被称为“世界工厂”。您怎么看这些年珠三角走的世界工厂之路?这条路对创新发展、创新驱动有怎样的价值? 任正非:20多年前你来华为看,会觉得华为是家快关闭的工厂。我们是利用两台万用表加一台示波器在一个烂棚棚里面起家的。我们曾经也是落后工厂,落后到比珠三角的加工厂还可怜。 演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现在珠三角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到东南亚去了。你不能只看珠三角有少数高科技公司成功了。高科技公司也是在“低科技”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你只要给他条件,他就会改进自己、赶超自己,慢慢就会发展。高科技公司也需要“低科技”的零部件。 记者: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些基础制造业的支撑,所谓高科技也是没有基础的? 任正非:是的。我们的高科技是由多少“低科技”组成的?每个零件都是高科技吗?不可能。我们的产品是由多少零件组成的?以前买这些零件,我们都是付人民币,到东莞提货,现在是付美金,到东南亚提货了。 二、走向繁荣:“锄头一定要种出玉米,玉米就是实体企业” 记者:您觉得现在抓住国际机遇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重点应该是在哪些方面? 任正非:第一,减税,先把税减下来。减税可以带来企业持续减负,从而增加更多投资和创新,企业有钱搞研发,这样就可能得到休养生息和喘息的空间,产业就能做大,税基也大了。 第二,改变劳动和资本的分配机制。华为这些年劳动与资本的分配比例是3:1,每年经营增值部分,按资本与劳动的贡献设定一个分配比例,劳动者的积极性就起来了。 记者:创新跟改革开放是什么关系? 任正非:创新就是释放生产力,创造具体的财富,从而使中国走向繁荣。虚拟经济是工具,工具是锄头,不能说我用了五六十把锄头就怎么样了,锄头一定要种出玉米,玉米就是实体企业。我们还是得发展实体企业,以解决人们真正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为中心,才能使社会稳定下来。 记者:有人说这些年改革的动力有弱化的现象,您怎么评价? 任正非:我认为如果每个人都抱着一夜暴富的想法,实现不了,它的动力就弱化了。但真真实实的是,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辘轳篱笆狗都没有变,你怎么能变成“富二代”呢?如果我们抱着一种努力创造、缓慢健康成长的心态,每个人的满意度就提升了。 三、未来三十年:“一定会崛起非常多的大产业” 记者:有人说深圳走上了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其中的一个动力源就是华为? 任正非:未来信息社会的深度和广度不可想象,未来二三十年将是人类社会发生最大变化的时代。伴随生物技术的突破、人工智能的实现等等,未来人类社会一定会崛起非常多的大产业。 我们面对着极大的知识产权威胁。过去二三十年,是从落后通信走向宽带通信的二三十年,全世界出现多少大公司,美国思科、谷歌、Facebook、苹果,中国没有出多少,就是因为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够。未来还会出现更多的大产业,比如VR虚拟现实,中国在这些产业是有优势的,但是要发展得更好,必须有十分苛刻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 记者:您觉得中国应该建设和发展怎样的一种商业环境? 任正非:我认为中央提出新常态是非常正确的。我们不再追求高速度了,适当发展慢一点,有发展质量才是最根本的。 有个专家说,投资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外延方式,比如建一个钢铁厂,再建一个钢铁厂,又再建一个钢铁厂,规模就做大了;第二种叫普罗米修斯投资,普罗米修斯把火偷来了,有了火才有人类文明,这就是创新突破。我们国家提出要沿着创新之路增长经济,是正确的。外延式增长,投资越大产品越过剩,价格越来越低,投资效果越差。 记者:在您看来,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机遇,同时面临的大风险是什么? 任正非:我觉得,中国经济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的问题。主要是不要把自己泡沫化了。中国的情况还是比别人好的,只要不让假货横行,就出不了大的问题。 四、防范危机:“高成本最终会摧毁你的竞争力” 记者:您觉得深圳未来的危机在哪里? 任正非:很简单,140年前,世界的中心在匹兹堡,有钢铁。70年前,世界的中心在底特律,有汽车。现在,世界的中心在哪里?不知道,会分散化,会去低成本的地方。高成本最终会摧毁你的竞争力。而且现在有了高铁、网络、高速公路,活力分布的时代已经形成了,但不会聚集在高成本的地方。 记者:华为是深圳本土成长的企业,您对深圳的城市发展比如国际化、改革开放等有怎样的期望? 任正非:深圳房地产太多了,没有大块的工业用地了。大家知道大工业的发展,每一个公司都需要一定的空间发展。 我们国家最终要走向工业现代化。四个现代化,最重要的是工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最主要的,要有土地来换取工业的成长。现在土地越来越少,越来越贵,产业成长的可能空间就会越来越小。既然要发展大工业、引导大工业,就要算一算大工业需要的要素是什么,这个要素在全世界是怎么平均的,算一算每平方公里承载了多少产值,这些产值需要多少人,这些人要有住房,要有生活设施。生活设施太贵了,企业就承载不起;生产成本太高了,工业就发展不起来。 五、中国企业走出去:“要搞清楚法律,不是有钱就能投资的” 记者:对一些希望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有没有一些建议? 任正非:首先中国要建成法治国家,企业在国内就要遵纪守法。你在国内都不守法,出去一定是碰得头破血流。所以我不支持中国企业盲目走出去。制度对社会的影响不会立竿见影,会几十年一百年慢慢释放影响。第二,要学会在中国管理市场经济,在中国你死我活地对打,还活下来了的话,就能身强力壮地出去跟别人打。中国要加强法律、会计等各种制度的建设,使自己强盛了走出国门。不然企业走出去会遇到非常多的风险,最后可能血本无归。所以我认为,中国企业要走出去,首先要法治化,要搞清楚法律,不是有钱就能投资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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