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博丞

　　来源：子弹财经（ID:wwwhygc）

　　01

　　春节前夕，一架起飞自深圳的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段合伟背着双肩包走出舱门。他低头看了看腕表，下午四点半，飞机整整晚点一个小时。

　　这个时段正是北京的晚高峰，路上车水马龙，为了尽快刚到他位于北京中关村的摊位，段合伟选择搭乘地铁。

　　这是段合伟在北京开的第一家分店，那时是2015年，总店则是位于北京2000公里的深圳，专营二手苹果手机业务，这里好似他的第二个家。每次到来总能显得那么亲切，但有时又能感觉到有些陌生。

　　相比于深圳的电子集散中心，北京的一些优势已不在。“最后一个能摆摊的鼎好也关门了，现在在北京基本都是熟人生意了。”

　　为了这些熟客，段合伟选择暂时搬到鼎好南边的e世界，以维持这些老客户的供货需求，对于下一步的打算，段合伟仍在盘算着，他一时还未想好是否要在北京久居。

　　相比只在深圳有一家摊位的张伟，就显得比较轻松。但2018年，他们的日子也并非好过。

　　据张伟回忆，在2016年甚至2017时，来他摊位拿货的客户每天都有二三十人之多，消出的二手手机在800-1000台上下，而2018年，这个数字被直接腰斩。

　　在深圳，最知名的电子集散中心便是华强北，而这里是众多新旧手机的云集之地，在华强北飞扬通天地电子城，存在着大大小小上千家做二手手机生意的商户。

　　南下深圳，北上北京，成为了电子界南北分界线的象征。在深圳，这些做电子产品的人大多来自广州、江西和浙江一带，而在北京，这些人通常来自河南、河北和东北一带。

　　张伟来自江西赣州，在这个盛产橙子之地，他却选择了南下深圳做电子产品批发生意。

　　与张伟不同，段合伟是飞扬通天地中小有名气的商户之一，从2008年入行以来，从自己手中交易过的手机累计千万台，这仅是二手手机的数字。

　　“那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兴奋。”段合伟刚入行时，卖的第一部手机是苹果iPhone，可以说苹果的兴起带起了深圳华强北的市场，更带动了手机行业的增速与发展。

　　“人人倒iPhone，每家的柜台上基本看不到国产手机，都是苹果的产品。”段合伟说，那时购买二手iPhone的客户主要是来自北京的商家，而他们其中的大多数都是从中关村和木樨园“慕名”而来。

　　陈海便是其中一员。从2009年起开始在中关村鼎好电子城摆柜台，一直到2018年鼎好撤店。

　　“基本一个月就要跑一趟深圳，有时最快半个月，那时没有高铁，来回都是坐绿皮车或者特快，为了省钱。”相比从北京到深圳的距离，陈海已经习以为常，因为他的家乡在距离北京1500公里以外的黑龙江。

　　每当春节临近，他总是比闭市时间提前一周回家，在那里有着他对家乡的眷恋与情感，更有他的父母妻儿。只是今年他有些惆怅。

　　“没办法，行业不行了，很多手机都是赔本卖的，有的能保持不赔就不错了。”陈海对子弹财经说到。

　　在二手市场江湖中，“年前跳水轻，年后跳水重”的说法一直存在，陈海只能用这种方法来止损以降低库存压力。

　　现在陈海进货一次性约在100-300台左右，大多是苹果，其中不乏诸如华为、小米、OV这样的国产机，通常这些机器足够他销售一个月。

　　而在三年前，这个数字要翻倍增加，最高峰时张海的柜台一天要销出50-80台二手手机，但那时他所销售的机型只是苹果。

　　2018年，苹果销售力逐渐疲软，新机卖不动，二手机价格骤降，很多人都认为苹果不行了，纷纷唱衰。

　　02

　　“苹果一跺脚，华强北抖三抖。”段合伟用这个段子来形容苹果的衰败带给华强北的影响。

　　同在华强北飞扬通天地的刘赢也同样觉得生意越发难做。“前两年每天都能出约100台左右iPhone，而到去年每天平均也就能出30台左右，和火爆的年代比足足差了三分之二的销量。”

　　在当时，倒卖一台iPhone利润大概约为500-800元，尤其在iPhone骗保发生的几年里，利润更为丰厚。但现在，一台iPhone的利润仅为100-200元，可谓天差地别。

　　“有的柜台干脆直接卖起了官换机，很多家都把这种机器当全新机卖，普通消费者根本看不出来。”刘赢向子弹财经说，当时在他的柜台也曾倒卖过这种机器，只是他基本都会和客户讲清这并非全新机。

　　“做生意还是要讲良心，虽然那样利大，但最终影响的是你自己。我告诉客户，他们再怎么卖是他们的事了。”刘赢对子弹财经说到。

　　在苹果全新机的市场中，分销渠道包括国代、省市代、最终到底层经销商。二手苹果手机的分销套路亦是如此。

　　段合伟告诉子弹财经，在华强北分布着大大小小的二手手机代理商，他自己也做着分销的事，相当于省市级代理，他的下级则是市级或县级的最终经销商或手机店。

　　这也意味着，从“国代”放下来的货经过“省市代”最终到底层经销商，价格被层层“盘剥”。

　　“一般最大的经销商都是从香港拿货，通过一些途径回到深圳，最终分销给下级经销商，拿货的价格通常是比给我们的价格少500-800元。”段合伟对子弹财经讲。

　　“都是从香港拍卖行拿出来的，价格很便宜，只要顺利回到深圳，价格一定会翻倍。”黄忠向子弹财经陈述着那段往事。他在2017年回到了位于东莞的老家，接手父亲开办的电子厂。

　　子承父业是每一个长辈都希望的事情。“没办法，虽然靠自己的打拼积攒了人脉，说放下的时候也会有很多顾虑与不舍，但这是老人家的意愿，只好回来了。”黄忠不舍地说到。

　　虽然现在在父亲的工厂里上班，但仍有不少“慕名”前来的朋友拜托黄忠找熟人拿货。

　　黄忠提及的香港拍卖行大多位于香港红磡，这里是二手苹果手机商们的天堂。这些拍卖行几乎每天都会举行二手苹果电子产品拍卖，而苹果手机则是这些拍卖行的“宠儿”。

　　虽然不乏有国外二手手机商们前来投标，但最多的依然是来自于深圳华强北的二手手机商们。

　　在拍卖行的苹果二手手机通常都会分为四个等级，他们分别代表成色的好坏以及手机本身质量有无问题。

　　“拍卖会通常分为不同机型与等级分别进行拍卖，价格也从几百到上千不等，像一台美版128G iPhone 7，最终拍得价格均价在1400元左右，而一部美版64G iPhone X的价格要更为便宜，拍得均价在3800元左右。”

　　如今，在华强北飞扬通天地通讯城内，一台美版64G iPhone X的价格通常在4400元左右，其中的利润为600元左右。

　　“到了深圳就已经被加价出售了，然后他们在往其它城市放货，最后一台二手X的成本就这样水涨船高。”黄忠称，那时他几乎每周都要往返一次香港焕利大厦去投标，因为机器基本都供不应求，甚至有时刚回到深圳的第二天，他的下家就要求他进行补货。

　　与普通的拍卖会不同，二手手机的拍卖会并非现场加价模式。在拍卖现场，所有机器的拍卖流程是先验货后后根据自己想要的机器类型填写投标单，最终拍卖机构根据价格比对，出价最高者得。

　　03

　　在香港，二手苹果手机生意与内地一样，大批的二手经销商前来投标拍货。

　　彭辉，人称二手辉，他曾在香港最有名的电子阵地先达广场租下了一间柜台，从事二手手机和手机配件生意，相比中国大陆地区的不同，香港人对苹果和三星情有独钟。

　　在香港几乎人手一部iPhone或三星手机，较高的使用率使得这两大国际品牌手机在这里拥有较高的回收与出售率。

　　“也有深圳来的二手客到我们这里拿货，不过他们的规模应该很小，也有散客，他们基本都是为了汇率差来这里淘货。”彭辉说到。

　　与深圳华强北不同，这里的客流较为分散，既有专业从事二手手机的商贩，也有普通消费者。

　　但随着近几年，人们对于苹果的期望值开始下降，而三星也因Note 7爆炸事件让人们失去了信心，国产手机崛起让越来越多的二手经销商开始“转型”。

　　段合伟的弟弟段少伟告诉子弹财经，他现在除了帮他哥哥销苹果手机之外，自己也开始做起了国产二手手机。

　　华为、小米、OV是他目前主营的四大品牌。“这些品牌的利润能比较稳定，而且价格相对较低，买的人现在开始逐渐增多。”紧接着段少伟又说到，“但现在整体形势都不好，很多下边的经销商拿了货一天也回不了多少款。”

　　与哥哥先款后货的沉稳处事方法不同，段少伟则采用熟人先货后款的方式，而他口中的熟人基本都在这个行业里打拼了十年左右。“这些人的声誉都比较好，货放给他们也比较放心。”对于回款周期，段少伟和他们约定的是每天晚上结算当天售出的机器。

　　在华强北，拿货与销货的模式多种多样，既有现款现结，也有先货后款。对于长期合作伙伴，更多的二手经销商选择了后者。

　　段少伟告诉子弹财经，他的货普遍都放给了二三线城市销售，有的甚至到了四五线的县城。“每个城市都不同，像二三线可能偏重苹果或者华为，四五线偏重小米一些低端机。”

　　而一线城市的需求量已经趋于饱和，对于一线城市的销量甚至已不如二三线城市那样火热。

　　随着国产手机品牌的崛起，加之一线城市的消费能力，不少消费者依然选择购买更加耐用与保修政策全新的手机。

　　“这几年与前几年比真不行了，好多客户的回款都是问题，但机器出去了退肯定是不行的。”因此，即便有时到了每天结算的当晚，一些商家仍无法按时回款。

　　“今年底还有10多万的货款没有回来，没办法，只能等等看了。”段少伟无奈地说。对于弟弟的做法，段合伟一直都是劝说让他先款后货。“这下好了，压了几十万回不来，干等着吧。”

　　04

　　在华强北更多的人都以倒卖二手机为生，但也有部分人靠维修为生，但其中的大多数除了纯维修外，还帮着这些倒卖二手机的店主翻新手机。

　　张伟也卖过翻新机，他与其它商家不同的是，他只翻新后壳。但也有些商家是翻新内部的零部件，更有甚者从事翻新主板的生意。

　　“翻新机的利润要比非翻新机多一倍，因为回收来的手机一般成色都很次，价格也低，一个后壳一般只要150-200块钱，翻新成本很低，但翻新后能出得高价。”张伟说到。

　　“最忙的时候一天翻的量大概在100-200台左右，基本一个人要翻20台左右。”在华强北阿远是一名从事翻新工作的翻新工，他所负责的是翻新苹果iPhone 7系列手机，这样拆装的动作他每天要重复上千次。

　　阿远透露，这些用于翻新的配件基本是由老板进货，而渠道通常都是来自于苹果元器件生产商淘汰下来不符标准的零部件，或深圳当地高仿电子厂及回收拆解商。

　　这只是普通技术工种，更高的则是主板级翻新工种，他们从事的工作基本是进行硬盘扩容或维修主板上的一些问题。

　　“因为16G或32G的iPhone现在几乎没人买，因为容量太小，改成64G或128G可以直接卖出去，很抢手。”阿远称，像iPhone 7 32G版本的机器回收价通常是900-1000元，而后经过扩容可以卖到1800-1900，而一块128G硬盘的成本为150-200元。

　　“这里是技术最值钱，一个修主板的师傅一个月靠这些至少能挣上万元。”张伟羡慕地说到。“可惜我没有这个手艺呀。”

　　硬解ID曾是这里最受欢迎的机器之一，这些机器大多来自灰色产业。“其实大家都知道机器怎么来的，只是很少人去说。”张伟称，他从来不做这些机器，主要还是涉及法律风险。而这些机器也成为了相关机构打压的重点对象。

　　2015年，深圳警方曾查处过一个二手苹果手机的翻新团伙。

　　据查，他们销售翻新了3.4万多部，销售金额高达4000多万元人民币。而这些翻新的二手苹果手机通过网络平台流向了全国。

　　在华强北赛格电子市场一层，有很多出售和回收手机零部件的摊位，主板、硬盘、芯片一应俱全。而这些零部件的来源基本都是回收的旧手机。譬如一些主板电路被多次维修的机器，但硬盘、CPU等零部件可以拆解再次循环利用。

　　阿远称，华强北的翻新市场遍布很广，每个摊位几乎都有一整套的翻新产业链，后面则是来自深圳或东莞的电子工厂，整个广州遍布着为翻新机而生的产业链。

　　在原先的中关村鼎好电子城中，也有专门给翻新手机壳进行激光打码和外包装标签打印的商家，但在北京做翻新生意却不如深圳那样“开放”，在这里如果不是认识的熟人基本找不到这些人的所在之地。

　　“查得很严，我不敢做。”段合伟称，他在北京开分店的日子里基本不敢触碰翻新机。“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就被查了，现在就连二手机都查得厉害。”

　　就在鼎好电子城即将闭市的前几个月，有关部门至此接连查了一段时间。“那时候我都把这些二手机拿回家了，不在店里放着，查到了就完了。”段合伟无奈地说。

　　“其实不光是那时候查，之前也一直在查，只是频率很低。”陈海猜测，这或许与苹果销量不佳有关。“大家都去买二手机了，谁还来买新机？”

　　2018年9月，苹果接连发布三款新机，此后销量一蹶不振。而此时，老款iPhone X的全新机售价仍维持在7000多元的高位。相比之下，二手iPhone X显得更加划算。

　　“一台二手64G iPhone X也就5000出头，256G的不到6000，以旧换新很值。”陈海说。

　　此举让本就销售不利的苹果更是雪上加霜。随后，全新和二手苹果价格纷纷回落，二手机的价格甚至跌至了冰点。

　　05

　　如今的北京中关村电子市场与深圳华强北相比，异显冷清与萧条。

　　2015年，当段合伟盘下柜台时却并非这样一幅场景。“那时候很忙，深圳过来的机器基本一天就好百八十台的出货。”

　　陈海也对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好多人找我拿货，没货就从别人家调，实在没有也没办法，那时还是苹果居多。”

　　2016—2017年是苹果最后爆发的两年，在两年的时间里，iPhone销量持续攀升，直至2018年初，销量开始大幅回落。

　　“苹果近些年其实也不那么保值了，都被华为赶超了。”在陈海心里，iPhone一直兼具着创新与品质，机器一向颇为保值。但年前的一次价格跳水，让陈海猝不及防。“很多拿的货都没卖出去，价格就下来了，有拿货需求的客户也不好涨价，只能打平手出或者亏一二百。”

　　对于年前没有出完的机器，陈海决定放在年后再出，他并不想亏损那么多，及时止损对于陈海来说极为重要。

　　年后，当子弹财经问及陈海时，他说最近的价格又开始回升，需求开始逐渐增多。

　　同样，段合伟也感受到了丝丝暖意，撤店的想法也暂时收回了。年后经朋友介绍，他又认识了新的合作伙伴，这位合作伙伴在二手市场也已打拼了近十年之久。

　　“目前除了我自己的二手回收和销售业务，还有给爱回收提供不同种类的机型。”石磊称，他们是爱回收的下级回收商，承担着为爱回收供应机器的任务。

　　石磊指的“爱回收”则是目前国内大型电子产品回收商，在回收行业中属于拥有回收牌照的正规军，相比传统小型回收机构，在隐私及安全性处理上更为专业。

　　“回收后的机器基本都销往二三线城市或海外地区的经销商。”爱回收市场总监田牧向子弹财经说。

　　据“爱回收”给到子弹财经的数据显示，仅2018年爱回收的出货量就达到1000万台之多，成交额70亿元，平均每天有4-5万台手机被回收或交易。

　　而其中的手机不乏来自这些省市级或底层二手经销商。“给爱回收的机器他们都会经过质检，合格后得以回收至库房。”据石磊讲，爱回收在机器回收后不会超24小时便会进行出售，或交至下级回收商进行处理。“他们基本不压机器，因为每天回收价格都在变动，体量小的还好说，体量大的一台机器下跌1块钱，整体就要损失上千或上万。”

　　相较爱回收这样专业的回收平台来讲，二手电子产品交易平台转转和闲鱼则是从事二手电子产品交易。

　　“现在商家每天都会去闲鱼和转转上收机器，百分之80多都是商家。”石磊称，他的下级网络中也有向石磊供机的小供应商，而他们大多来自城市的手机店，因此当这些人机器供不上的时候就会去这些平台回收二手手机。

　　对此，石磊并不担心自己的机器会收不上来。在子弹财经的一再追问下，他向我们透露了一些情况。

　　“其实现在很多回收商都与一些平台里的员工关系很好，有的甚至以前就是从事这个职业的。”据石磊讲，像转转这样有人工质检的平台，检测基本都按基本流程进行，但不排除有自己心仪的机器被扣留的情况。

　　“其实有时候也是碰，像我朋友在质检时觉得机器不错就会跟我说，他就会在质检过程中做手脚，压低价格，卖家如果不卖也没办法，要是卖了我们就赚了。”

　　无中生有是转转平台质检中经常发生的事情。在北京的消费者刘先生也曾向子弹财经讲述，他在转转上卖手机时，明明发过去的是外观99新未拆修的机器，但最终转转给他的验机报告却是成色7-8新，有过拆修，并且价格已被压到了最低。

　　虽然在转转平台有着监督体制，但有些事依然无法防范。“这基本是业内人尽皆知的事情。”石磊说。

　　因一些原因，石磊并未向子弹财经透露具体交货给爱回收的机器数量，但他每天通过各种渠道回收回来或分发出去的二手机基本在500台左右。

　　这已经达到了他的极限。

　　06

　　身处北京的段合伟于再次回到了深圳，而这次之行不仅要回去看望弟弟的店铺，自己还要到香港去进货。

　　当子弹财经问起他从事这样一种职业累不累时，他的眉头皱了皱。“累是肯定累，没有什么工作是不累的，都是为了生计，谁愿意抛家舍业呢？咬牙坚持吧，哪怕少挣些也可以。”

　　不仅是段合伟，诸如文中提及的这些二手商们，或多或少都有处于家境压力而从事这一行业。

　　有的人背井离乡，有的人在家乡坚持。

　　在2018年的手机业大震荡中，苹果、三星的光环已不再光鲜亮丽，要么销量大幅下滑，要么手机质量问题接连不断，又或者降价促销，让从事手机销售的中间商和渠道商们吃尽苦头，偌大的华强北市场也因此受到波动。

　　如今，智能手机严重过剩，越来越多的手机功能大体相仿，拥有苹果也似乎并非是“权贵”的象征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将目光转向在外观与体验都与苹果并驾齐驱的国产机身上，如华为、小米、OV，因此，在厂商阵痛来临之时，华强北也同样经历了这轮阵痛。

　　在子弹财经历经几天的访谈中，让我们看到了二手手机行业的真实写照。可以说，他们很像股票中的“韭菜”们，都成为了这个时代不可或缺，但又随时准备牺牲的人。

　　时代依旧在变，但对于这群人来说，变的只有对当下战略的调整，不变的是那份情谊与坚持。而未来，市场如何变化我们不得而知，但这群人的命运却与这个行业紧密相连。

　　“或许最后有一天我们不做这个行业了，又或许我们倒闭了，但我们仍然感谢它，是这个行业为我们带来了回报，也是他让我们懂得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这是最后，他们中许多人都说出的一句感慨。

　　在行业与时代发展面前，他们有时就是一颗韭菜。

　　但他们仍在这条路上负重前行。

　　（注：段合伟、张伟、刘赢、陈海、段少伟、彭辉、石磊均为化名。）